数字化政府是新的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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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Stephen Goldsmith 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 Socrata 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他曾经担任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市长和纽约市的副市长。

纽约和芝加哥分别是两项重要市政改革的领导者——开放数据运动和集中式呼叫中心(311)。这两座城市最近邀请私营企业帮助它们建立一种类似于 Facebook 的平台。

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市政府在进行改革的时候都采用了严密的等级系统,政府官员会利用其他人无法获知的信息制定一些让公务员遵守的规则和程序。即使是备受赞誉的 311 呼叫系统,它的基本概念仍然是让受委屈的市民向全知全能的市政府求助。

这种令人失望的双边交流进一步加深了这样的观念——市民是政府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对社区有意义的参与者,而这种政府是权威、信息和技能垄断者。

从纽约和芝加哥的做法中可以看出,一种更为现代的系统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由市民、官员和他们的信息所组成的开放网络的公共价值,将体现在连接到这个网络的个人数量和他们可以使用的数据的质量和可用性之上。这个概念来自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它假设一个技术网络的价值会与它的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比例。

事实上,数据开放不仅仅意味着维持市民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它还可以实现解决方案的共同创造,由市民、企业和政府机构组成的活跃(通常还是混乱的)群体可以共同参与到解决问题的流程当中(外部)。作为这个流程的一部分,政府透明化运动的态度已经从形式化对待(政府官员将一些难以阅读和使用的信息放在网上)转变为提供实时而且机器可读的在线数据。

我们可以从这些包含来自呼叫中心的记录和请求的开发数据当中获取发现——这方面的改革对于某些城市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例如,纽约市政府肯定不会欣赏这样的做法:“Iquant”博主本·威灵顿(Ben Wellington)发现了纽约市有一个很容易被开罚单的地方,因为那个路段缺少了一个路牌,所以交通局的官员们就可以日复一日地利用这个漏洞收取罚款。

这种形式的开放数据会造成去垂直化的结果——让大量的政府部门参与到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内部)。例如,芝加哥卫生局的一批优秀流行病学专家最近得到了来自其他政府部门提供的开放数据,并从中分析出了有用的结果。在一个真正做到数据开放的政府中,根据特定的法律要求收集信息的做法已经过时了,即使收集信息的对象是其他政府官员。

当你将政府看成是一个新型社交网络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看到随之而来的进步前景。

这些利用开放数据驱动的新型社交平台通常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产生出积极的社会效应。纽约市的一位社区领袖在几年前告诉我,条理清晰的 311 呼叫中心开放数据帮她找出了某个十字路口发生大量行人交通事故的原因——该路口的两侧分别有一家养老院和药店,这些是交通工程师通常都会忽视的要点,因为他们只会关注车流量的情况。

这些变革在技术和透明化运动(内部和外部)方面所体现的意义是,现在多个群体都加入到了政府解决问题的社会化流程当中。这是将政府看成是一个新型数字平台的意义所在——它就像是一个社交网络。

当你将政府看成是一个新型社交网络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看到随之而来的进步前景——这个社交网络为没有得到足够服务和代表的群体提供了一个表达自己观点和需求的机会,同时他们也能够评估自己受到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这些新型系统的下一个目标是促进一种新的社区参与观念,邀请那些没有得到周到服务和发声机会的人为他们的服务评分,并让他们提出影响自身生活质量的问题的解决建议。纽约市议会的预算指定流程已经向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议员让市民决定如何使用 3200 万美元的市政预算。

这种数据的逐步完善代表着多种潮流的汇聚——其中包括一项强而有力的开放数据运动,它可以带来清晰明了的可用数据。这些数据不是仅仅为了展示,而是用于解决问题和 311 呼叫中心的改革,从而将市政府的角色从墨守成规的组织转变为有求必应的扁平化平台。

题图来自:KHENG GUAN TOH/SHUTTERSTOCK

翻译:关嘉伟(@consideRay

Digital Government Is The New Social Net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