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互联网时代中实现“自我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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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互联网时代中实现“自我独立”

假如 Telegram 是一个国家,它将会是世界第六大国。

两周多前,在 Telegram 的月活用户达到 2 亿规模时,它的创始人之一帕维尔·杜洛夫(Pavel Durov)在 Telegram 的官方博客上写出了如上的内容。然而在这个维度上,帕维尔似乎忽视了月活 20 亿的 Facebook,月活 13 亿的 WhatsApp,以及月活 10 亿的微信(以上均为全球数据统计结果)。如你所见,这些巨头中任意一个的月活数都是 Telegram 数倍之多,但杜洛夫却都没有把它们当作对手:“ 我们的种种非主动行为是因为我们并不认为 Telegram 是一种组织或者应用。对我们而言,Telegram 是一个创想,是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都能(由此)获取自由的途径。

我相信这么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想法并不只有他一个人提过。然而假设有人表示他(们)将要造福全人类时,那么这里一定存在一个前提:他(们)眼中的“全人类”的经历并不符合他(们)的设想。提出这种的假设就已经是一件足够疯狂的事情,将其付诸实践更是同样疯狂。没有股东和广告主,拒绝主动广告宣发,不与市场人员、数据机构、政府机关展开任何交道,以及不向第三方透漏用户隐私数据等做法在让 Telegram 看起来与那些身处风口浪尖的社交平台们大相径庭的同时也向人们描绘出了杜洛夫兄弟的内心深处的某个世界。这样的念头 或许来自于他们此前流亡他国时的颠沛流离,也或许来自于自己的某些不想再想起的经历回忆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当有人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提出质疑并作出相应论证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需要去重新审视,这里到底是不是真的出现了问题?

一个不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向我们展示出的一直是另一幅社会的景象,任何人想要的任何东西几乎都能在这里得到或者找到对应产物。这并不是说它有着无限的可能,而是它可以并且正在成为任何人心目中的缩影。从诞生开始,“去中心化”一直都是万维网的宗旨理念,人们可以通过它分享和交流他们的一切。这种流动关系使得所有与之接入的个体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属。注意这里不是互联网(Internet)而是万维网(WorldWideWeb),前者作为军方为满足自身一方需求的出品,随后才应用到全球领域。后者则是建立在前者扩展到全人类时的产物,虽然这时的互联网已经等同于了万维网(这段时期也被我们称作所谓的“Web 时代”)。然而不久后,智能手机爆发了,它在简化了互联网的基本沟通成本的同时却也加强了它的机会沟通成本——用户可以更轻易的做出选择但在选择时要做出的取舍代价却随之增多,互联网因而变成了少数几个具有集约化功能的巨头的版图。所以我们看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群体才是个体的归宿。因为集体价值观和个人取向的冲突,这样的局面往往意味着个人价值无法得到保证,“开放”和“共享”在这时也就变成了伪命题(这里请自行替换成“封闭”或者“摄取”等反义词),而这也是和它的前身互相冲突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问题么?

当然,以上问题成立的基础在于它已经对大多数人起到了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或者价值选择。(移动)互联网作为现代人群的另一个生存空间以及与现实世界接轨的手段,与之脱离已经是不可能和不可取的做法。社交媒体、购物平台、以及那些“O2O”们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产物,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发展也使得生活质量得到了相应的改善。尽管众口难调,它们总能找到自己的存在依据。有谁会想要拒绝自己的生活呢?更何况这种“生活”与现实社会的界限正在消失。

假设它们能够与现实社会相安无事的交织在一起,我们并没有什么理由要对这些“时代骄子”说不。就算它们做出了过分的举动,我们也并不是不能容忍并给到改正的机会。而“过度”的概念更是因人而异,每个人的标准也不会从一而终。我们为什么要质疑它的存在价值呢?

一个从无到无的问题

独自生活在养猪场里,在公共场所听白噪音磁带,以及禁用社交媒体,这些举措让一位(前)全球数字商务高级总监的生活看起来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然而它却正在真实的发生。在另一个美国时刻——2016 年 11 月 8 日特朗普大选获胜发生后,本文中的一位主人公—— 埃里克·哈格曼选择隔绝所有的政界资讯来作为他的无声抗议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所谓的政治动向和竞选演说?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 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些推文呢?

这是哈格曼遇到的问题,于是他给出了如上已经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答案。然而这样的问题并不会只针对哈格曼一个人发生。对于每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生活在互联网社会中的人来说,无论是否出于主动意愿,他/她总是会被信息——这一互联网中的基本单位所包围;无论这些信息是否与他相关,它们总能有机会出现在他/她的世界中;而无论他/她是否知晓,这些信息都在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面对这些时刻时,你会给出怎样的回答?

你可以对“贸易战争”说不,你可以不看“隐私泄露与大选影响”报道,你可以在这些“闯入者”注视着你时选择忽视它们,但却不能终止它们窥探你的目光,一如你在浏览或者使用它们时无法忽视的条款协议——就算你被电子屏幕隔离在了现实/虚拟之外,在它的另一面一定会有一双看着你的眼睛,并不是只有你在看着它们。

所以回答这个问题的成本变得相当的高。哈格曼在回答他自己的时候顺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幕真实缩影:要做到这些,你可能需要与社会脱轨。然而哈格曼所面对的只是“特朗普当选”这一个问题,假如你想要完全获得属于自己不被侵扰的生活,你或许要在这个时代试图接近你的时候从所有的角度对它做出反击——它早已渗透到各方各面,并且还在极力在这块每人上限为 24 小时的空间内扩张它的领土。

如今,当我发现有些事情不得不用 Telegram 来完成时,至少在我看来我已经无法回答杜洛夫兄弟所提出的问题。

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中国人不敏感 愿意用隐私换便利

如我们所知,上述内容是来自百度集团董事长李彦宏先生不久前的一次论坛发言总结。在谈到数据保护和用户隐私重要性时,他针对中国网民对待该问题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果用隐私来交换便捷性或者是效率的话,很多情况下,他们(中国人)是愿意这么做的。他也强调了在数据的使用方面,百度会遵循一系列原则,“使得数据的使用让所有者受益,而且他也愿意让你去使用自己的数据”。

不可否认,(移动)互联网产品是建立在用户信息的前提之上,而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沟通离不开信息的交换。这是一种双向传递的方式:是我们和另一方的构建者共同选择下的产物,也是我们双方互相依赖的基础。然而这种描述只是一种文字上的相对理想状态,一如有人需要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答案时,他应该意识到的此时正处于的一种相对理想的孤立境况。所以我们既可以把这些所谓的信息如杜洛夫兄弟那样“视若有物”,也可以像李彦宏先生那样“视若无物”。当然,笔者的选择是尽力把 Telegram 当做微信、Facebook、WhatsApp 等那样去对待,这样它就不会符合任何人的设想。

早前笔者在北京乘坐地铁的时候,经常会注意到宣传广告里这样的文案内容:“地铁是一座流动的城市···”,这里“城市”的定义与杜洛夫所构想的“城市”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同的地方。在这个行进中的“独立”空间内,它们都承载着一个或者多个人的希望和寄托。假如把这个臆想再延伸一些,拥有让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莫斯科地铁系统更会如此。所以在这一点上,尽管杜洛夫兄弟一直 称自己和俄罗斯再无瓜葛 ,我却总会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挥之不去的,来自前苏联的印记:

我是我们时代的产物,我不是罪人。

——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处理者之一及前斯塔夫哥罗德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

弗拉基米尔·马特伊维奇·伊凡诺夫

题图来源: 乌克兰 4A Games 游戏工作室据俄罗斯作家德米特里·格鲁克夫斯基(Dmitry Glukhovsky)的同名小说改编作品《地铁 2033》续作宣传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