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警察的执法记录仪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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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格森枪击案发生之后的 3 年里,警用执法记录仪被 标榜 为一件能够防止警察不当行为的工具。它的主要卖点之一是这样一种 说法 ,即这些设备能够对警察产生“文明化效应”。

这种观点认为,如果警察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被记录下来,那么他们就会表现得更好一些。执法记录仪供应商 告诉 警方,他们的设备将减少警察过度使用暴力以及公众对警察的投诉。

但事实证明,在美国规模最大之一的警察部门中,警用执法记录仪没有带来任何这些好处。

最近,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 发布 了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其中称,佩戴执法记录仪的警察跟没有佩戴的警察,他们之间的行为基本没有区别。对于警察使用暴力的频率或是警察局收到的投诉,执法记录仪的存在并没有带来统计学意义上的重大影响。

该研究发现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这些好处没有出现,那么关于执法记录仪的其他说法(包括增加透明度、问责以及信任)是否也是虚假的承诺呢?

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由警方所有、由警察操作的执法记录仪能够带来任何有意义的改进。相反,一款被某些人视为可以保护黑人生命的工具实际上主要帮的是警察的忙。

作为一场时髦且几乎算得上自我检束的改革,全美的警察部门纷纷开始采用执法记录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即执法记录仪并不是能够阻止警察暴力行为的神奇“看守”。在弗格森枪击案发生之后的几年里,有多少警察是因为执法记录仪拍摄的影像而被问责,最终遭到解雇,甚或被起诉和定罪?我们敢打赌,你想不出多少。

我们记得很多受害者的名字,比如史坦顿岛的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克里夫兰的塔米尔·莱斯(Tamir Rice)、北查尔斯顿的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巴吞鲁日的阿尔顿·斯特林(Alton Sterling)以及明尼阿波利斯的费兰多·卡斯蒂利亚(Philando Castile),因为我们看到了那些可怕的视频影像。但请记住:那些视频是来自旁观者的手机以及监控摄像头,而不是警察的执法记录仪。

图片来源:David McNew/Getty Images

这不是什么巧合。佩戴和操作执法记录仪的是警察,拥有和控制视频影像的是警察部门。警察部门负责制定指导执法记录仪使用的政策和程序,而他们做这件事往往要跟警察工会进行协商。所以,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全美各地的执法记录仪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 有利于 警察部门及其警员,而牺牲的往往是公众的利益。

在美国大多数的重要警察部门,公众要想获得执法记录仪中的视频影像并不容易,甚至在影响巨大的警察滥用暴力事件发生后也是如此(或许发生这种事情时特别如此)。

举例来说,德克萨斯州的法律 禁止 州内所有警察部门发布任何记录致死暴力事件的视频影像,直至走完所有刑事调查和行政诉讼程序,而那可能需要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此外,加利福尼亚州的警察部门 拒绝 向公众公布执法记录仪的视频影像,理由就是警察的调查记录不受该州公共档案法的管辖。即使存在公开记录的法律规定,警察部门也保留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决定是否以及在何时公布影像,而这让他们得以 择优挑选 对自己有利的影像,同时把那些有争议的影像掩盖起来。

还有一个事实进一步加剧了缺乏透明度的问题,即警察部门几乎总是允许警察在撰写报告前观看执法记录仪拍摄的 视频影像 。这让警察更容易在执法记录仪之前“表演”,甚至在滥用暴力之后歪曲事实。这种花招可能让追究警察责任变得更加困难。

我们一直 担忧 ,执法记录仪没有带来问责,而是进一步增加了执法活动的强度,尤其是在那些警察重点关注的黑人和有色人种社区。执法记录仪系统是监控系统,它们集中在警察选择花最多时间的地方。不出所料的是,执法记录仪供应商现在正寻求在系统中 加入 人脸识别功能,这将把它们变成实施大规模监控的危险系统。

跟所有的技术一样,执法记录仪反映的是其制造者和控制者的价值观。可悲的现实是,这些记录仪反映了警察的权力和利益,而不是他们所服务社区的。如果没有更深入的结构改革和真正的社区监督,我们无法期待执法记录仪能够带来任何有意义的透明度和问责。

编者按:Harlan Yu 是 Upturn 的执行理事,也是《Police Body-Worn Cameras Policy Scorecard 》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Malkia Cyril媒体正义中心 (CMJ)的创始人兼执行理事,他还参与创立了 媒体行动草根网络 (MAGN)。

图片来源:JIM WATSON/AFP/GETTY IMAGES

翻译:王灿均(@何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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