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创客”的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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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的公司活了大概五个月。

在向团队宣布公司解散的决定之前,王超还想了想怎么装出一副能够同时表达惭愧、无奈和鼓励的表情——他早就给公司判了死刑,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那些复杂的感受。他相信那些所剩不多的员工也这么想,对于即将发生的事大家都再清楚不过,只是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还是得礼貌地走个过场,像是酒桌上此起彼伏的赞美和恋人分手时庸俗的祝福。

就在一个月之前,王超还在一场创业服务机构主办的分享活动上侃侃而谈,倒不是因为王超的公司算行业翘楚,只是负责邀请嘉宾的人是自己的哥们,帮哥们完成 KPI,自然是义不容辞。尽管如此,王超还是特意准备了演讲提纲和活跃气氛用的三流笑话,把自己想象成徐小平和李开复,光是意淫一下那种逸兴遄飞的模样就能让他暗爽半天。

王超算是赶上了大学生创业的末班车。去年五月,还没正式毕业的王超拿到印着自己名字和 CEO 的名片的时候,上海刚刚结束了一轮“三年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当时,“创业学院”、“孵化器”和“O2O”还都是相当时髦的词汇。在学校听了一家电商公司合伙人的讲座之后,王超觉得时不我待,那种感觉就是别人都是芸芸众生,只有自己是被上帝亲吻过的天才。

“当时是做基于微信开发的 O2O 产品,我其实算是产品经理,负责开发的是我的技术合伙人。”王超说。不过他不太愿意告诉别人自己产品的细节,他觉得那样会让自己有点难为情。四月底的时候,王超获得了他爸的两万元人民币种子投资,拿到钱的王超去注册了公司,还给四个合伙人各印了一盒名片。

在之后的三个月里,这盒名片陪着王超走遍了全上海各种各样的路演和分享活动,每到活动结束,王超就照着名片上的电话把大家的微信全加一遍,接着群发一份 BP。

“往邮箱里发根本不会有人理你,只能去现场堵他们。”王超说。这种努力在六月份的时候收到了回报,郭玥,一家投资机构的合伙人愿意给王超 20 万。

“其实大家对大学生一直不怎么看好,我们投他也是觉得跟别人比他还是有好的地方。至少他的出发点是因为身边有这样的需求,商业逻辑也比较清晰,几个合伙人也有互补。不像很多大学生,感觉就是在媒体上看到哪个模式火,就加点不切实际的东西开始做。”在回忆起这比投资时,郭玥这样评价王超。她所在的基金在 2015 年投资了大概 10 个大学生团队,王超是唯一一个死亡案例,但剩下的公司也只是“还活着”。

从郭玥的角度看,早几年机构还很喜欢关注一些大学生的创业公司——大学生有着不可小觑的消费能力,高校又有天然的社群属性,无论怎么看都很适合产品的推广和销售。但到了 2015 年,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

“当时的环境很浮躁,跟风现象相当严重,各种天马行空的 BP 都见过。不否认也有出彩的项目,但我觉得至少有 60%的项目都是这种情况。”郭玥说。

她觉得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铺天盖地的融资新闻和鸡汤会让大学生们有种不切实际的错觉,好像早就有人铺就了一条按部就班的成功之路,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写一份漂亮的 PPT。在某一段时间,几个被电视节目炒热的大学生创业者更是让这种风气甚嚣尘上——拥抱移动互联网就是人生赢家,别的都是小生意。

“我们经常讲大学生缺乏经验,但是这种经验是什么?可以问问那些大学生,他们中有几个人管理过 100 人、50 人哪怕 20 个人的团队?”郭玥说,“很多大学生自己鼓捣产品很厉害,但是开了公司就不行了,因为不会跟人打交道。一个团队总会有努力的人和偷懒的人,聪明的人和笨的人。产品是死的人是活的,怎么去处理这些关系、让大家有效配合,很少有人会。“

投资机构们觉得很多大学生的失败并非在产品本身,而是浅薄的阅历与视野注定他们没办法胜任太多的角色。他们中的大多数拥有专注、效率和热情,但感染力、管理水平和领导才华似乎天生就属于少数人。

高校本身或许同样难辞其咎,比起起步阶段的大学生创业者,他们更在意怎么包装自己的创业学院、举办了哪些论坛、请来了哪些媒体——彭溢之,这位大学生创业者在去年向同学推广自己的社交产品时,就曾被学校当作传销活动。

“这种行政上的问题很常见,当时我们想把学校的公告、通知和课程接入进来,学校就不同意。后来看用的人多了,就感觉我们是搞传销。之后我们开通另一所学校的时候,那个学校就不让学生用。” 彭溢之说,“感觉学校总会怀着恶意去揣测你的这些行为,怕你搞出乱子。”

而对更多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很难在学校里学到哪怕半点商业精神和对市场规律的尊重,这显然没办法用一句“缺乏社会和市场的锻炼”敷衍过去。

王超觉得当时自己的感觉就像是有人拿着枪顶着自己,“好像天天有人在你边上说不要找工作,就应该自己当老板。”

王超创业的时候,当老板简直是件零门槛的事,有大把的“众创空间”、孵化器和各式各样的“创业服务机构”像觅食的鲨鱼一样盯着大大小小的创业者。在当老板的五个月里,王超参加了十几场被不同机构冠名的路演活动,这样的活动如今还在一些小有名气的创业地标里每天上演。

只要稍加留意就能发现,在这些活动里,大部分的人只是玩两个小时手机最后出于礼貌交换一下名片,最卖力的往往是各类公司的销售人员。和创业一样,“为创业者服务”也变成了件时髦的事,一直流行到现在。

“几乎每次活动完了都有人打电话来,有推销银行贷款的,还有那种做融资对接的,或者公关服务的。剩下的就是别的创业公司来卖产品的。”王超说,“我说我产品还没做好,干吗买你们服务?”

这里面引申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去年开始众创空间的不正常的繁荣,有数据显示,在上海,85%的众创空间都诞生于 2015 年,传统地产商、产业园区、投资机构和一些诸如腾讯、微软这样的行业龙头企业在这一时期一拥而上。在之前上海市三年“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中,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孵化器、基金和众创空间诞生。

另外,绝大多数的众创空间都宣称自己可以为企业提供包括工商财税、法务、招聘、投融资对接等一系列孵化服务,但事实上真正的效果往往并不如宣传中那样。

在一些地方,“帮团队招人”、“介绍投资经理给企业认识”被包装成招聘和 FA 服务,而门可罗雀的线下活动往往只是为了应付政府的检查(这些空间从政府手中获取财政补贴,这是当时一种滑稽的商业模式),而非服务创业者,这些荒唐的现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愈演愈烈——稍加调查就能发现,大量众创空间的运营商连会计师、律师这类基本资质都没有。

众创空间的爆发只是一系列不正常现象的缩影,它的确带来过好处,但这些现象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至少让王超觉得,他在无休止的路演、分享和论坛上浪费了太多时间——哪怕他在这些活动上要到了钱。

“我在的那家孵化器说提供招聘服务,其实就是在他们自己的拉勾主页上放我们的招聘信息,来面试的人还觉得自己被骗了。”王超说。到现在,他也总结不出来公司的死亡原因,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只是不知不觉钱就花完了,“就是没融到下一轮,就死了。”

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接触的商业世界实在小的可怜,所以舆论很容易让他们把 1%错当作 100%。经过媒体包装的创业英雄往往大同小异——他们似乎生而不凡,有着超人的感染力、敏锐的嗅觉和领导天才,哪怕兵临城下、兄弟阋墙也都从容应对,他们的融资、增长、成功也就事件自然而然的事,好像所有事情都那么简单——好像让我来一次也可以。

当寒冬到来的时候,大学生成了所有人第一个甩掉的包袱。

魏斌在上海本地一家早期投资机构任职投资总监,他所在的基金在今年已经停止了对大学生团队的投资——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市场回归理性”变成了 VC 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这种悲观情绪在也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大学生群体。

当然,这并非是指当时的投资决策就是“非理性”的。在 2015 年,魏斌所在的基金投资了不少大学生团队的创业公司,魏斌曾对这些项目抱有很多期待,尽管彼时资本寒冬论甚嚣尘上,但他相信这些大学生们依然有可取之处。

“这些大学生团队在当时确实有一波很快的增长,但我们现在回过头看,这种增长不是正常的,是种虚假的繁荣。”魏斌说,“这种繁荣不是因为产品本身有多好,是赶上了当时的环境,整个市场都有一种浮躁的氛围,大家都想扩张、把规模做大。实际上现在这些公司活的都不怎么样。”

至少从魏斌的角度看,即便在最疯狂的那段时期,资本也会对创业公司怀揣最大限度的理智。但在那样的环境下,投资行为会被赋予更多意义——相当数量的投资行为背后有各自的公关目的,“这本质上是种利益权衡,我投你几十万几百万,你能给我带来什么回报。”魏斌说,“这种回报不光是投资回报,90 后、大学生都是吸引眼球的东西,媒体追逐的、政府喜欢的,VC 就跟着做,实际上是为品牌造势,这也是回报。”

同样的,在伴随大学生创业催熟的孵化器与投资基金的热潮中,大量的投资基金伴随着政府引导基金陆续成立,政府的政策导向也会不可避免的影响机构的投资方向。

“当时政府有一些针对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和财政补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机构甚至就只是为了申请财政补贴去做投资、办孵化器,当时诞生了很多小的基金,他们本身的决策和管理水平就存在问题。”魏斌说。这些基金与孵化器的命运从诞生之初就被牢牢握在别人手里,只要航向稍有变化,就会摔个狗吃屎。

“如果纯粹从投资的角度讲,我们对所有项目都是平等对待的,不是说因为你是大学生我就把考察门槛降低了。”魏斌说,“创业本身就是一件很小众的事情,大学生创业就更小众了。但是有了政策引导,又有了互联网传播,让身在圈子里的人感觉好像大家都在创业,机会很多很多,其实没有。”

“后来政府不搞大学生创业了,全死了啊,怎么带动就业?”唐力说,去年 7 月份的时候,一直跟他合作的“洪科长”打来电话,说今年区政府不再扶持大学生创业,要推进科技型公司发展。

在过去一年里,洪科长会带着唐力出席各种各样的“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研讨会”,唐力也会帮洪科长策划创业活动、邀请嘉宾,或是草拟演讲稿。当时大学生创业是一些区县的工作重点,在三年“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的收尾阶段,洪科长会在夜里 12 点左右打来电话。

“这个稿子有问题,是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不是创业型城区建设工作。”

唐力之前在本地的一家媒体任职,和洪科长认识是因为他接触的创业公司多。最开始,洪科长希望唐力能帮他找些规模大点的公司去当地落户,顺便联络一些媒体。再后来两人的合作越来越多,延伸到组织路演、举办活动,洪科长所在的部门只管申请费用,唐力去张罗。

“上海要做创业型城市,每个区要搞创业型城区,下面还得有创业型街道,大学生也是重点。”唐力说,“政府喜欢氛围,大家都有指标的,要办几场活动,做几个众创空间,创建几个创业型社区。”

不过唐力一开始就不看好大学生创业,至少他目之所及,洪科长们更在意照片里领导的眼睛是不是闭着的,不同的部门在新闻稿里的排列顺序是什么样的,没有人真正在乎创业公司令人发指的艰难处境。

“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思路是不对的,创业公司不是扶持出来的,好的公司不是你扶持出来的,人家就不需要扶持。烂的公司开始就是烂的,有你那个政策也是烂的。”唐力说,“创业的成功率本来就是和市场环境挂钩的,不是说扶持一下就把成功率一下提高了,这不现实。为什么大学生创业全死了,因为市场就是这样的,你大学生都能打过工作十多年的,那大家都去创业了。”

政策方向的变化对那些依赖政府财政的孵化器和基金来说是灭顶之灾,在这之前,他们可以用相当低廉、甚至免费的价格拿到场地运营资质,每年还有一部分专门的财政补贴可以争取——很多地方政府会有固定数额的基金作为补贴发出去,但补贴的方式与指导政策紧密挂钩,政策没了补贴也就没了。所以,有余钱的机构尚能生存,没存粮的只能坐着等死。

至于那些大学生,他们天生就病入膏肓,没了药也就一起等死。

数据显示,大学生毕即创业比例连续 5 年上升,从 2011 届的 1.6%上升到 2015 届的 3.0%。这些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资金主要依靠父母、亲友投资或借贷和个人积蓄,比例约为 78%;来自商业性风险投资、政府资助的比例均较小,还不到 5%。与之对应,这些大学生的创业成功同样小的可怜,也不到 5%。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学生群体绝对拥有超人的激情和热忱,但热情终究没办法解决所有事情,比如去抗衡市场规律。

如果再去回顾,会发现“泡沫”并不是个贴切的词,在那种不正常的市场环境里,大多数人保持了最大限度的理智,但还是有人义无反顾、奋不顾身。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不凡气魄浪漫又残忍。

注:文中所有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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