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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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杰拉德·格雷奇(Gerard Grech)现任 Tech City UK 首席执行官。Tech City UK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专注于加速英国数字企业的增长。

看看过去十年间增速最快的公司。你会注意到,它们有一个共性:都是平台。

YouTube 并不是第一个视频托管网站,但却是第一家颠覆了停滞的网络广播模式的公司,创造了一个以数字参与为核心的平台。谷歌指数式增长曲线的催化剂也是其开放了核心的搜索功能,让人们可以竞拍关键字。

Facebook 并不是第一个社交网络,但却是第一个视自己为基础性数字平台的社交网络,向各方人士开放了其 API。

如果创新被证明有效,就会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就拿数据科学家崛起的例子来说,曾经只有几家硅谷初创公司重视数据科学家,现在无论是白宫还是巴宝莉都有首席数据官。

公共部门从私营企业身上获取灵感的事情很常见,政府从这一趋势中学到了什么?城市可以被看做是平台吗?城市能在数字化上进行颠覆吗?

科技进步意味着城市以及相应的管理结构不再是无法触摸的实体。它们必须直接、无缝地与城市居民相连。

城市不是由资本、钢筋和玻璃组成的无形复合体。

当然,伦敦和纽约等城市中有白金汉宫、帝国大厦等实体建筑,但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它们的数字足迹。城市存在于我们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中,存在于我们在数字网络上分享的城市智慧中。我们的城市环境正面临越来越多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到城市中居住,我们对公共交通、住房和公共空间的需求无休无止。但城市并没有成为机会和文化爆炸的迷人之地,反而成了人类活动最极端影响的缩影。

城市要进化,就必须被当做平台看待,城市人口应该积极利用技术来创造性地颠覆和重新定义城市的核心功能。每个居住在城市中的数字能动居民都是一个实时数据枢纽。当对这样一个枢纽进行单独分析时,并不存在可行动的信息。但从宏观角度查看这些数据时,进行激进再发明的可能性永无止尽。

就像软件公司采用的迭代开发方式一样,城市居民和官员们将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到新常态上:持续地进行重新发明。

实践这一方法时会是怎样的情形?

就像旧金山和伦敦等数字发电厂不断增加的独角兽公司一样,让我们想象一下城市拥有自己复杂但可渗透的 API。

我们必须从这一认知开始,即和城市的实体建筑一样,我们可以增强城市的数字基础;从我们一同产生的数据中创造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打个比方,如果你拿着一套百科全书问:“怎么把它数字化?”你就会得到一部存在碟片上的百科全书:微软 Encarta。还记得它吧?

但如果你问:“数字化能怎样改变我们与百科全书的互动?”你就会得到维基百科,这是地球上最大的公共知识库之一,我们都可以与其互动。

按照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就一个城市提问:“我们怎么才能让城市在数字方面变得更具响应性?”我们很可能最终会获得一张空洞无物的“智能城市”解决方案列表。想想智能厕所、智能垃圾桶和智能电梯,你就差不多懂了。

但如果我们问:“数字能怎样改变我们与城市的互动?”我们就越发接近以谦虚、活跃的心态来发掘城市的全部潜力。

很多在数字化方面感觉灵敏的城市正走在前面,包括新加坡、巴拿马、首尔和塔林。它们都打造了面向数字颠覆的空间,开放数据集,召集城市居民来挑战城市的数字架构,与官员们进行直接的民主对话。我们越将城市当做是平台,就越容易在居民和城市之间订立服务条款。

如何系统性地实施这一策略?

有可能在城市和居民之间会出现我所谓的“数字社会契约”,这一契约围绕双方共同接受和对于权利、责任以及交付的共同理解而制定。

这一数字社会契约的前提是,城市将为居民做更多事,以换取居民或积极或消极的贡献。这是一个等价交换模型。作为提供数据的代价,我们获得了真正的透明以及更大城市效能的承诺。

我们与城市的交互越多,我们对城市的责任感就越大;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科技提供了加速所需的燃料。

我们都需要认识到,以有意义的方式利用我们的数据可以改善生活质量。但城市官员们也需要负起自己的责任来。他们必须打造合适的系统以及公共责任空间,以确保对数据的使用有效、可以衡量。

想想我们多么信任 Facebook,将我们的个人想法、位置、图片和感想发布在上面。然而我们在让公共部门托管不那么个人化却很重要的信息时却犹豫不决。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城市改变,这一情况必须得到改变。可行动信息必须从云端转移到工作和市政厅的手中。

我知道,这一相互关系非常微妙,也非常复杂。为了阐述这一关系,让我来举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在我居住的伦敦,我们都目睹了利用智能数据对交通状况产生的巨大改善。我们从公交站上印刷的车次表发展成了用短信通知,最近更是推出了 CityMapper 应用。

通过 CityMapper,我们与服务提供商签订了数字信任的社会契约。服务提供商知道我的位置;反过来,服务提供商为我提供有关到达目的地最快捷、最便宜路线的可行动信息。

这些可以定位的应用之所以能出现,是因为伦敦交通管理局开放了数据集,以及 Placr 在运营交通 API。

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市受到英国创新基金会 (Nesta) 最近的 CITIE 倡议的影响,采用了平台策略。雷克雅维克开放了数据集,并和公民社会积极分子们合作,打造了一个平台让公众提交新想法并对想法进行投票。到目前为止,超过 60% 的居民参与了进来,共有 257 个想法得到了正式评议,其中 165 个想法得到了实施。

类似的,特拉维夫市在 2013 年推出了数字居民卡,开启了城市居民与市政府的双向关系,以便让特拉维夫市能变成居民们希望的样子。对于特拉维夫市民来说,这张数字居民卡扮演了中心化枢纽的角色,作用很大,可以支付账单,也可以用来联系市民代表。

从微观角度看,当英国在 2014 年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洪水时,Tech City UK 联手著名的英国政府数字服务团队 (GDS)、英国政府环保部门以及开发者们,在谷歌位于东伦敦的园区举办了一场黑客松。

政府部门在当时发布了新数据集,以便让科技社区打造新应用和解决方案。这一措施的影响不仅鼓舞人心,还帮助推出了一些有助于洪水受灾人群的解决方案,比如 Flood Beacon。

伦敦还开放了伦敦数据仓库,这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城市公共数据仓库之一。但随着日益增多的人口进一步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负担,伦敦必须再进一步。

只有当存在公民主人翁的政治意愿和文化时,这一进程才能奏效。除了把城市看做是平台外,还必须有大部分城市官员来自于科技领域,才能让数字社会契约成为现实。

这些官员包括对战略负责的首席数字官 (CDO),对产生可行动洞见和趋势负责的数据负责人,负责开发者关系和促进数据使用的官员,以及开发者、设计师和企业等对打造应用和服务来填补空白感兴趣的人。

随着数字创新在全球扩散开来,我们必须驾驭其激进再发明的潜力。现在是时候这么做了,也很有必要这么做,让我们夺回城市吧!

翻译:1thinc0

Cities As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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