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Zenefits 和肯尼亚贫民窟的社区医疗组织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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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陈旷(Kuang Chen)是 Captricity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老一辈的人对高效管理的理解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今成功的大型企业和精益创业公司都非常热衷于了解他们的客户,你可以把这种做法称为成长黑客(growth hacking)或者商业智能。其中的一些佼佼者,比如 Uber(收集乘客与司机的供求数据)和 Zenefits(管理各个方面的人力资源数据)都清楚知道客户数据是它们取得迅速增长的根本。

跟谷歌这样的公司相比(它已经成功测试了一个 基于数据的推广系统),重要的非盈利组织和民间团体也在致力于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但它们却没有同样及时和流畅的数据获取技术,例如我们可以看看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Affairs)和任何在发展中国家服务的医疗诊所的情况。

为什么这种高级的客户数据只能掌握在资金或者技术实力雄厚的公司手上呢?如果非盈利组织(真正服务大众的组织)的数据流畅度可以媲美那些只服务于高收入人群的一流公司的话,情况将会出现怎样的改变呢?

在帮助过数十家非盈利组织获得接近实时的客户数据之后,我对数据获取能够带来的帮助有非常切身的体会。

Sanergy 是我们的其中一家合作非营利组织,我们负责帮助他们将书面的数据转换成结构清晰的电子数据。Sanergy 是一家专门为有需要的地区建造卫生设施的社会企业,他们最初的工作是为内罗毕的穆库鲁(Mukuru)贫民窟建造公共厕所,随后他们将这项服务迅速向其他地区拓展。

然而这些前往援建公共厕所的人员经常都会成为小偷的目标,因为他们身上会带着工作需要的平板电脑,这种情况迫使 Sanergy 转为使用纸质的报告。然后他们开始使用 Captricity 的数据服务技术来输入自己的服务报告,监测公厕的使用情况,确保这些厕所能够继续为有需要的人群服务。

专注于数据获取的 Sanergy 已经达到了精益创业公司或者大型企业同等的数据流畅度,但同时他们身处的是全世界最为艰苦的工作环境。

我之所以走上利用数据服务有需要的人这条道路,最初的启发来自内科医生兼人类学家保罗·法莫(PaulFarmer)。在刚开始治疗多耐药(MDR)结核病的时候,他不认同已有的治疗思想,当时的主流想法是对于边远贫困地区的病人来说,医生不可能实现治疗这种疾病所需的持续用药。(结核病的用药方案是有特别讲究的,而且如果不坚持按时用药的话会导致这种已经难以治疗的疾病有更高的耐药性。)

法莫的解决方法是建立社区医疗工作者(CHW)的网络,这些医疗工作者每天都会走访每一位病人,在督促病人用药的同时会记下书面的记录,这样医生就可以轻易追踪病人的持续用药情况。这种做法的成果是非常惊人的——海地国内的结核病人的按时用药情况比美国和许多发达国家都要好。

利用来自社区的工作人员走访并监控病人的简单做法已经成为了当代最伟大的医疗创新之一。

数据已经为结核病的治疗带来的巨大的改善。更重要的是,法莫证明了这种治疗模式可以帮助贫困地区有效治疗其他需要复杂用药方案的疾病(例如 HIV)。不过这些社区医疗工作者的工作并不轻松,他们需要细致地将纸质的记录输入到数据库当中(有些甚至是太阳能供电的)。

我们帮助越多的机构获取日常运营的数据(从大型企业到最边远的发展中国家的非盈利组织),我们就越有可能解决当前最紧迫的问题。

数据处理技术会不会在以后取代医生呢 ?当然不会。但我们作为技术人员能不能向医生们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大幅提升治疗效率呢?这值得我们去尝试。

题图来自:ALEKSANDAR TODOROVIC/SHUTTERSTOCK

翻译:关嘉伟(@consideRay

What Do Uber, Zenefits And Public Health In A Kenyan Slum Have In Common?